我知道性医学试验要开始了，又过了几天，院长找我到办公室。还是关好门，院长开始布置任务，说你这次去参加性医学试验工作，内科主任都不知道，你也不要和他说，我说我知道了，院长这才说，这次试验是南京的江苏医科大学来几个专家教授来主持，需要的器材也是他们带来，具体试验工作由他们决定，你只要搞好后勤就行，主要是伺候好女志愿者，另外试验过程中配合好这些教授，试验地点就在我们医院对面的区妇幼保健站，因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下乡巡诊，只有一个妇科医生留下主持日常工作，她将参加这次试验，你全力配合她，听她指挥，这件事在这个市里只限我们三人知道，不可让第四个人知道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说一定做好配合工作和保密工作。院长又说明天中午，南京的专家来我们市，到时我们俩一起去火车站接。从院长办公室出来，我知道试验真的要开始了，明天南京的专家教授来，后天可能就要开始做试验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按时到医院，快中午时，院长就来叫我，我们俩上了医院的救护车（那时医院领导没有专车，办公事出门都是用救护车），直奔火车站，到火车站出站口，院长看了一下表，说马上就要到了，一会儿，一列从南京来的火车进站，随后3个中年男子出现在出站口，院长热情地迎上去，我也迎上去，他们都是每个人提着一大一小两个旅行包，其中2个是箱子，我赶忙接过2个箱子，大家一起走向救护车，我估计这2个箱子是测试性器官的仪器（见照片中的仪器）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车厢板上，城区不大，一会儿就到了当地最好的酒店，看样子院长已经订好酒店，安排好住宿，院长在酒店餐厅里给大家接风，并把我介绍给3位专家，专家们对我赞美了几句，又嘱咐我试验内容一定要保密，我说我一定做到，做不到开除我，专家们说那倒不必，不过保守患者和志愿者的秘密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必须的品德。
饭后，几位专家在酒店里休息，我和院长没有回家，直接在院长办公室里等着，2点钟，院长和我又去酒店，把几位专家接到妇幼保健站里小会议室，一个中年女医生接待我们，由于大部分医生护士到乡下巡诊去，妇幼保健站里很冷清，中年女医生介绍了准备情况，给志愿者住的病房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一间3人住的病房，只让女志愿者一个人住，不让她和其他病人接触，便于保密，试验场地就在手术室里，整个保健站只有她一个人知情，女志愿者在妇幼保健站里的住院记录和病历上写的是患阴道炎，来做妇科手术的，又说的吃饭、洗澡的事情不好解决，因为妇幼保健站没有浴室和食堂，院长说吃饭由小刘从医院里买好饭送来，洗澡可以让小刘辛苦，多打几瓶开水来，真的无法洗澡，就每天晚上睡觉前擦一下身体，反正时间不长，只有2天，随后大家起身去看了安排女志愿者住宿的病房，和试验的手术室，病房是平房的一间，最偏僻的一间，摆着3张床和3套妇幼保健站的白色的床单、被子，一双夏天穿的女式旧人字拖鞋，女医生说是她从家里带来的。
随后他们又回到会议室，谈论试验方案，我在边上听着，原来这次性试验是用电极和传感器安放在女性阴道和子宫里，通过电流大小的调节，来刺激阴道和子宫的收束，采集数据和询问女志愿者的感受，那时没有小麦克风，所以录音用家庭录音机来录音，为了把稳起见，用2台录音机同时录音，院长家出一台，那个女医生家出一台，照相也是2台日本的傻瓜相机，都是双保险，可见对这场试验的重视，商量完，南京来的专家又说晚上要不要请女志愿者吃个饭，算接风，院长说不用了，志愿者少抛头露面为好，这种事知道人越少越好，女志愿者和这次试验的情况只限于我们在坐的几个人知道，注意保密，又对我和女医生说，妇幼保健站和医院里要是有人问，你们就说是做妇科手术，晚上由小刘买饭给她吃。方案拟定好了，院长写了一个条，让我到他家把收录机拿到病房里来，我去院长家，院长夫人可能早知道要用收录机，我还没有出示院长的条子，只说了院长让我来拿收录机，她就直接让我搬走，一看那个收录机，我的感觉好大的，和一般的收录机不一样，一定就是日本原装货（见照片上的大录音机）。
院长是解放前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，那时能在医学院读大学的，大部分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，家境不错的，不然是读不起的，解放前大学收费很高，特别是学医的，所以很多穷学生，包括家境一般只好读免学费的师范学校，比如毛和中共很多老领导都是这样，都是师范毕业生。解放时，院长家人有的逃到香港，所以院长算是有海外关系的人，改革开放后，政府对有这样海外关系背景的人特别重视，指望他们搞统战，什么当地的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，政协专门委员会委员，选不选都有他的份，简直就是任命，院长也多次到香港探亲，家里有新潮的海外最新电子产品一点都不奇怪，肯定是从香港带回来的。我扛着收录机，回到妇幼保健站那个指定给女志愿者住的病房里，专家和院长都走了，只有那个女医生还在哪里，她带来的是一种家庭常见的小型收录机（见照片上的小录音机），放好收录机，她让我随她到妇幼保健站的各科室里去收集水瓶，去打开水准备给女志愿者用，我们一共收集了6个水瓶，她要和我一块去街上的开水炉店打开水（80年代都是这样，那是没有电水壶烧开水），我说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就行了，每次
第二天一早，我按时到医院，快中午时，院长就来叫我，我们俩上了医院的救护车（那时医院领导没有专车，办公事出门都是用救护车），直奔火车站，到火车站出站口，院长看了一下表，说马上就要到了，一会儿，一列从南京来的火车进站，随后3个中年男子出现在出站口，院长热情地迎上去，我也迎上去，他们都是每个人提着一大一小两个旅行包，其中2个是箱子，我赶忙接过2个箱子，大家一起走向救护车，我估计这2个箱子是测试性器官的仪器（见照片中的仪器）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车厢板上，城区不大，一会儿就到了当地最好的酒店，看样子院长已经订好酒店，安排好住宿，院长在酒店餐厅里给大家接风，并把我介绍给3位专家，专家们对我赞美了几句，又嘱咐我试验内容一定要保密，我说我一定做到，做不到开除我，专家们说那倒不必，不过保守患者和志愿者的秘密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必须的品德。
饭后，几位专家在酒店里休息，我和院长没有回家，直接在院长办公室里等着，2点钟，院长和我又去酒店，把几位专家接到妇幼保健站里小会议室，一个中年女医生接待我们，由于大部分医生护士到乡下巡诊去，妇幼保健站里很冷清，中年女医生介绍了准备情况，给志愿者住的病房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一间3人住的病房，只让女志愿者一个人住，不让她和其他病人接触，便于保密，试验场地就在手术室里，整个保健站只有她一个人知情，女志愿者在妇幼保健站里的住院记录和病历上写的是患阴道炎，来做妇科手术的，又说的吃饭、洗澡的事情不好解决，因为妇幼保健站没有浴室和食堂，院长说吃饭由小刘从医院里买好饭送来，洗澡可以让小刘辛苦，多打几瓶开水来，真的无法洗澡，就每天晚上睡觉前擦一下身体，反正时间不长，只有2天，随后大家起身去看了安排女志愿者住宿的病房，和试验的手术室，病房是平房的一间，最偏僻的一间，摆着3张床和3套妇幼保健站的白色的床单、被子，一双夏天穿的女式旧人字拖鞋，女医生说是她从家里带来的。
随后他们又回到会议室，谈论试验方案，我在边上听着，原来这次性试验是用电极和传感器安放在女性阴道和子宫里，通过电流大小的调节，来刺激阴道和子宫的收束，采集数据和询问女志愿者的感受，那时没有小麦克风，所以录音用家庭录音机来录音，为了把稳起见，用2台录音机同时录音，院长家出一台，那个女医生家出一台，照相也是2台日本的傻瓜相机，都是双保险，可见对这场试验的重视，商量完，南京来的专家又说晚上要不要请女志愿者吃个饭，算接风，院长说不用了，志愿者少抛头露面为好，这种事知道人越少越好，女志愿者和这次试验的情况只限于我们在坐的几个人知道，注意保密，又对我和女医生说，妇幼保健站和医院里要是有人问，你们就说是做妇科手术，晚上由小刘买饭给她吃。方案拟定好了，院长写了一个条，让我到他家把收录机拿到病房里来，我去院长家，院长夫人可能早知道要用收录机，我还没有出示院长的条子，只说了院长让我来拿收录机，她就直接让我搬走，一看那个收录机，我的感觉好大的，和一般的收录机不一样，一定就是日本原装货（见照片上的大录音机）。
院长是解放前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，那时能在医学院读大学的，大部分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，家境不错的，不然是读不起的，解放前大学收费很高，特别是学医的，所以很多穷学生，包括家境一般只好读免学费的师范学校，比如毛和中共很多老领导都是这样，都是师范毕业生。解放时，院长家人有的逃到香港，所以院长算是有海外关系的人，改革开放后，政府对有这样海外关系背景的人特别重视，指望他们搞统战，什么当地的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，政协专门委员会委员，选不选都有他的份，简直就是任命，院长也多次到香港探亲，家里有新潮的海外最新电子产品一点都不奇怪，肯定是从香港带回来的。我扛着收录机，回到妇幼保健站那个指定给女志愿者住的病房里，专家和院长都走了，只有那个女医生还在哪里，她带来的是一种家庭常见的小型收录机（见照片上的小录音机），放好收录机，她让我随她到妇幼保健站的各科室里去收集水瓶，去打开水准备给女志愿者用，我们一共收集了6个水瓶，她要和我一块去街上的开水炉店打开水（80年代都是这样，那是没有电水壶烧开水），我说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就行了，每次
